山东贴金大悲母佛像

(树脂佛像)佛像似有所本，综合创作
清末民国时，古玩商佛像（树脂佛像），专仿唐代以上到北魏的佛像，唐代以后的佛像仿造较少，但南北朝的佛像本身就不太多，古董商缺乏好的标准图样，往往就凭空捏造，不伦不类，或者是东拼西凑，移花接木，猛一看似有古意，稍加推敲便漏洞百出。
假如有一尊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刻款的铜佛，身着褒衣博带式大衣，这尊像就值得好好研究研究，因为这种衣饰的佛像在北魏早出现于孝文帝改制后的5世纪末，这在石窟考古上已有定论的，但有的学者虽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却得出此像较学术界公认的服饰出现年代提前了一**，可旧说，可重视的结论，这就属于削足适履了。
又有一尊石雕的水月观音像，署款是“北魏的孝昌二年(526年)”，被认定是真品收入南北朝史迹的图录中，但根据石窟造像和壁画以及传世的佛像画等等一系列的证据推断，这种水月观音的造型早出现在9世纪的晚唐，不可能提**百多年前出现。
学术上鼓励创新，勇于突破前人旧说，但怕的是替作伪者说话。要立足于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发现问题，要穷追不舍，宁严勿宽，避免失误。
实际上这尊像从其他几方面也可判断是伪作，但是奇怪的是这尊像是宁夏西吉农村出土的，并不是现代，说不定是明代在仿制商周青铜器时也顺便仿制了些佛像（树脂佛像）吧。

树脂佛像之真伪分辨
树脂佛像仿制的佛教造像同真的佛教造像放在一起分析研究，根据自己长期从事这方面工作积累的经验，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是应该值得特别注意的。
1、进行颜色的对比
古时候的佛教造像，由于是那时人们长期供奉的对象，其放在佛龛上，久历人间烟火，所以不管是鎏金的铜造像、木雕、瓷雕，经过日月的侵蚀，其颜色的光洁度必受影响。如鎏金的铜佛像，其外表虽金光闪闪，但其整体的颜色仍透着暗淡，在光线的反射下，折射回来的光线较柔和。而新的鎏金铜佛像虽然经过作旧处理，但其颜色在光线的反射下，折射回来的光线较刺眼。木雕佛教造像的鉴别较为容易，经过日月的侵蚀，木质较腐朽，其外表的颜色没有光泽，而仿制品木质有明显清新的味道，外表的颜色有光泽，另外木质也较结实。
2、进行重要的对比
这种对比是很微妙的，古时候的佛教造像所用的材料，铜质的很纯重，木质的较朽较轻，仿制品所用的材料铜质不纯较轻，木质的较重。所以在进行鉴定工作的时候，这可以作为一个依据。
3、现代工艺和古代工艺的对比
古时候佛教造像的制作者，受当时生产工艺的限制，在一件作品浇铸成型，或成坯后都有要经过严格的手工处理，每件佛教造像的面部表情、服饰、装饰都经过细致的雕塑技法处理，尤其是每件佛像的底座、几乎都能找到那是人们的加工痕迹。而现代的仿制品，虽然由于社会不断的进步，生产工艺提高，但是在仿制品制作上却仍保持了古老的生产工艺方式，可是无论怎样它都要或多或少地吸收一些现代的生产工艺，因而仿制品在手工艺的处理上远不如古代佛教造像。而现代工艺的一些应用，又使作品给人增添一种不可理解的神秘感，如木雕佛像上齿轮带动凿，所以产生有规律加工痕迹，铜铸佛像上机制打磨的有韵律的加工痕迹。
4、进行嗅觉方面的鉴别
这是一种古老而又似乎给人一种缺乏科学理论根据的感觉的鉴定方法。但是这种古老而又原始的鉴定的方法，一直被相当多的鉴定人员应用着。古代的铜质、木质、陶瓷质的佛教造像，或是长期受到人们供奉时烟火的熏蒸，或是长时期的埋藏于地下，或是长时期收存隐蔽的角落。因而古时的佛教造像经过认真仔细地嗅别，一般都可以嗅到烟火、发霉、发朽的味道。而现代的仿制品却完全没有这种味道，即使仿制品采用烟熏、掩埋地下等处理方式，这样一来反而弄巧成拙，烟火味过浓，泥土的芳香味太浓，反而起了减低鉴定难度的作用。
文物鉴定是一门科学，因而要有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作为后盾，尤其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利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来完成文物年代的鉴定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如现在比较广泛使用14碳鉴定方法，孢粉分析，年轮测定等，这些方法只能使用在一部分出土文物上，并不是对每类的文物都能加以应用。

佛像有什么作用
我们供养的佛像，佛像有什么作用？佛像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它有两个意思：
个意思是“不忘本”，我们中国人讲慎终追远。人要忘本，做人的人格就丧失了。中国的教育、大乘佛法的教育，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中国人纪念祖先，佛法教我们孝养父母，这是不忘本。我们的身命得自于父母，父母恩德。一个人除了身命之外，还有一个慧命。慧命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教育，你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是得力于老师，所以老师的恩德跟父母恩德是同样大。父母过世，古礼守孝是三年；老师过世，心丧三年，没有孝服就是了。老师的儿女跟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样的亲，一样要时时刻刻照顾，这是人伦的大本。我们中国的学术跟大乘佛法，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供养佛像，就跟中国人家里供祖先牌位意思完全一样，是纪念老师。我们纪念老师，为什么不供现在教我这个老师？为什么去供佛？佛是个老师。像我们中国人纪念孔老夫子一样，以孔夫子代表老师。我们佛门里面供佛，不忘记根本的老师，不忘记老师对我们的教训，这是个意思。
*二个意思是“见贤思齐”。看到佛像，就联想到佛在经典里面对我们许许多多的教训。没有看到佛像，有时候把它忘掉了，一看到佛像提起来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有没有遵照老师教训去做？这是供养佛像*二个意义。这两个意义，都非常重要。

树脂佛像之洪武时期内地传统造像
洪武时期的佛像艺术承袭宋元风格（包括树脂佛像）。目前，几尊存世的洪武朝纪年造像反映了这一时期佛像艺术的基本风貌。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洪武(1385年)木雕水月观音菩萨像，整躯气宇轩昂，显宋元造像雄阔健硕的艺术气韵。像背装藏洞木盖竖刻题记：“东安村众村人等与维那……谨发虔心……吉祥合家乐安。洪武七月。”若无题记，我们根据经验判断，一定会确定为宋元时期的作品。
北京都博物馆收藏的两尊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大小和造型风格完全一样，皆结跏趺端坐，显现释迦牟尼佛成道时姿势。佛座为六角形束腰式须弥台座承托单层仰莲座的组合形式。须弥座束腰处刻铭文：“周府欲报四恩，命工铸造佛像一样五千四十八尊，俱用黄金镀之……洪武丙子四月吉日施。”体量虽小，做工精巧，风格古朴，气韵十足，从整体造型到细部刻画带有明显的唐宋造像遗韵。
此像弥座铭文反映了明初藩王奉佛的历史信息，“周府”据考为明太祖朱元璋的*五子周王朱肃**。朱肃于洪武三年(1370年)受封吴王，洪武十一年改封周王，洪武十四年就藩开封。洪熙元年(1425年)卒，谥号“定”，所以又称“周定王”。周王为何要造这些佛像，且是有零有整的数目？原因还得从朱元璋结发之妻马皇后去世说起。据记载，洪武十五年(1382年)马皇后去世，朱元璋为表缅怀之意，决定选派有道高僧分别诸子，一方面帮助诸子为马皇后念经祈福，再一方面对诸子实施佛教道德教化。由此因缘，诸皇子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周王朱肃大造佛像应与此因缘有关。至于他为何选定5048这一数目，有学者认为与佛教大藏经入藏经目有关。佛教大藏经入藏经目早由唐代西京崇福寺高僧智升编订，主要体现在他编著的20卷《开元释教录》中。在这部经目著作中，智升选取了5048卷经典作为大藏经的定数。后世雕印大藏经多依之为准，或以之为基础略有增删。也有学者认为是受到南朝傅翕大士发明的转轮藏的启发。转轮藏是一种储藏大藏经的活动装置，转动一周，即表示念诵大藏经一遍，可谓一举而多得。朱肃选定此数造像兼具礼佛和诵经的功德和意义，与转轮藏的功用完全相似(金申：《历代佛像真伪鉴定》，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应该说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
周王造像国内外其他一些博物馆和私人手中也有收藏，初步统计存世数十尊。这些造像大小、风格完全一致，应当是一模所出，只是保存品相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造像也有不少出现，有的是近年新仿，有的是清末民国时期所仿。不论何时仿制，与真品区别明显，不难鉴别。（包括树脂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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